趣闻：广播体操参照了日本“辣椒操”

　　从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颁布开始，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先后颁布了八套成人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回首广播体操近60年来走过的足迹，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体育的根本宗旨：让更多的人在运动中强健身体。

　　创编全民健身操的建议，与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的思路不谋而合

　　1950年年底，一份手写的报告递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打报告的人叫杨烈，当时是体总筹委会的秘书。

　　建国之初，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全国体育总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有一个筹委会在代行职责，由团中央直接管理。筹委会就在王府井南口的一栋小楼里办公，和全国青联在一起，工作人员也只有几名。当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没有任何基础可言，一无场地，二无器械，全北京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还是1937年修建的。除此之外，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

　　1950年8月，体总筹委会向前苏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出国访问的体育代表团，希望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体育制度。杨烈是12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杨烈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侨商家庭，青年时代就东渡日本学习体操和体育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中断学业，辗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杨烈充分发挥了自己体育方面的特长，组织了大型团体操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负责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主席廖承志亲自把杨烈接到北京，请她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出谋划策。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考察了前苏联的体育发展状况。当时，前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得很全面。他们的体操分成三类，一类是卫生操，一类是辅助性体操，一类是器械体操。卫生操是在早上根据广播或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一般称为“早操”，由8节到12节组成，时间约10分钟到15分钟，分为妇女体操和老年体操两种。这种独特而且便于大范围推广的运动形式让杨烈深受启发。

　　从苏联回国后，体总筹委会确定了学习前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并且明确规定，在恢复经济时期，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体育工作要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把重点放在学校、工厂和部队。

　　此时，杨烈的报告提交到体总筹委会，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以此动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以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她的这个建议，恰好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参照日本的 “辣椒操”，创编中国的广播体操

　　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到哪里去找专业的体操人才呢?杨烈想起了同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珍。刘以珍是北师大体育系科班出身，曾学过日本的体操，何不让她帮忙?

　　刘以珍欣然应允。 “我也是体总筹委会的委员，能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点儿事，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刘以珍老人回忆说，“要说起我做体操的历史，可有些年头了。 ”

　　早在上大学期间，刘以珍就开始做一种“辣椒操”，还曾在全校做过推广。 “体育系有一台录音机，还有‘辣椒操’的唱片，每天早上起来，我把录音机拿到操场上做‘辣椒操’，就有同学跟着我做，慢慢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 ”

　　刘以珍所说的“辣椒操”，是一种从日本引进的，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

　　1928年，日本颁布了第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套操是通过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指挥大家一起做。因为广播电台覆盖面非常大，所以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收听广播音乐做体操。日本人因此亲切地把这种体操叫做“广播体操”。

　　随着来华日本人的增多，“广播体操”被带到了中国。日语“广播”的发音，非常类似汉语的“辣椒”，因此中国人就把这种体操称作“辣椒操”。

　　“我在师大念书时，教我们体操的都是日本老师。”刘以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的体操老师叫石津诚。“日本的广播体操有5套，厚生操，女子青年广播体操和男子青年广播体操各两套，这些资料我都有。”正是因为成竹在胸，所以创编全民健身操这项任务并没有难住刘以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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